2016年7月25日 星期一

MINEBOOK掘冊--憂鬱的熱帶

       身為一個人類學家, 李維史陀總是想像能夠活在能夠真正看到還沒被破壞, 被污染, 被弄亂的時代, 似乎每早五年, 就能夠多挽救一種習俗, 多了解一項祭儀信仰, 但他同時也明白, 在更早的時代, 他也無法獲得許多可用來增進知識的材料與研究方法. 當他抱怨只能看到昔日真實的一些殘影時, 卻可能對目前正在形成中的真實毫無知覺, 因為還沒長出足以理解它的能力. 在深入巴西叢林的同時, 不免自問: 為什麼我跑到這裡來? 我的目標是什麼? 我放棄了自己的環境, 自己的朋友和生活方式, 花費相當大筆的金錢和可悲的精力, 難道這一切的目的只是為了使自己能夠被十幾二十個處境悲慘, 註定不久就要絕種的人物所接受嗎? 如果人類學家是以研究人類社會為志業, 為什麼他要放棄眼前這個現成社會-自己所身處的社會, 把耐心與熱誠都保留給另外一個? 他承認這始於對出生的社會適應不良, 由於這種疏離感, 反而使他能較容易接近不同的社會, 從另一個社會的習俗風尚裡看到價值. 然而, 這是否顯示人類學家的標準不一致-在自己的社會是批評者, 在其他社會是擁護隨俗者? 人類學家辯稱,  這是為了追求科學的精確性, 為了取得有關社會的所有知識, 他就必須避免對一個社會做評斷. 李維史陀越是思考人類學家的本質, 越是相信是一種強烈的自責與批判性而催生出人類學家. 研究叢林深處的土著社會, 目的是建立一個人類社會的模型, 藉著這個模型, 也許我們可以區分出來哪些是人類社會無法動搖的基礎, 哪些是社會生活的原則, 用以改革從內部發展出來的種種缺陷. 

       李維史陀仔細的描述了波洛洛族的”互婚半族”文化, 其設計之複雜令我吃驚. 一個部族分為兩半, 一半為卻拉族, 一半為圖加壘族. 通婚規則如下: 一. 每個人都和其母親屬於同一個半族. 二. 一個半族的男人只能和另一個半族的女人結婚. 女人住在他們出生的房子, 結婚的時候, 男人住到老婆的房子去. 卻拉半族的喪禮由圖加壘族負責舉辦, 反之亦然. 每項社會或宗教活動, 都必須得到另一半族成員的幫助, 但各半族卻也擁有自己的神話, 傳統, 舞蹈, 利用自己的長處與其他族交換物品. 他們熱烈的互相交換女人, 交換財物, 交換各種服務, 使子女互婚, 互埋死者, 他們既把族群切半, 又使他們連結, 唯一的例外就是酋長, 他接受所有族群奉獻的食物與手工藝品, 但其實酋長拿到這些禮物以後, 馬上就會分配下去, 重建交易平衡. 在土著的語言中, "酋長"是"那個把人們團結起來的人", 也就是說, 酋長是被視為一個群體的成員"願意組成一個群體"而存在的理由, 而不是"已經存在的群體"需要一個中央的權威而製造出一個酋長. 酋長的權力來自族群的同意, 酋長承諾負起族群的整體安全, 這種"同意與契約"的政治組織顯然是人類關係的基本性質之一. 


       李維史陀不止去了巴西, 途中還經過印度. 美洲大陸與印度恰成兩個極端的對比, 一個是才剛被開發的新大陸, 地廣人稀, 一個是早在幾千年前就已經是人口稠密的農業國家, 其生活區域的循環達到極限. 他提出的觀察很有趣: 當一個社會人口太多的時候, 人類就會被誘發採取簡單的解決辦法: 認定同類的一部份沒有做人的權利, 使另一部份人獲得多幾十年的活動空間, 然後, 再把更多同類屏除在外. 印度在三千多年前發展出種姓制度, 迫使某些人淪為奴隸; 希特勒提出”雅利安人最優秀”來作為種族屠殺的立論基礎; 以伊斯蘭教為名, 一波接一波的恐怖攻擊; 歐洲越演越烈的難民潮爭議, 導致右派掘起, 大聲疾呼: 難民滾出去; 或是美國總統候選人川普的極端言論, 我們都在做一樣的事: 藉著貶低其他人, 來定義"非我族類"的標籤. 李維史陀說人的文明在新石器文化之後就沒有什麼大進化, 似乎也無法反駁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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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19日 星期二

MINEBOOK掘冊--成與敗

        難得看到以亞洲國家為主軸的書, 作者提出立論說明什麼因素使得部份國家經濟成長, 部份國家卻改革失敗. 作者以菲律賓, 馬來西亞, 與印尼作為失敗組, 日本, 韓國與台灣作為成功組來映證他的論點. 經濟改革的第一步是土地改革, 就如同以前常喊的口號:"以農業培養工業, 以工業發展農業", 一開始的農業發展需要大量的人力投入, 可以解決國家經濟發展初期大批的赤貧人口, 而在農業增產與技術進步之後, 它可以產生足夠的盈餘與釋出人力, 投入下一階段的製造業. 然而自耕農與佃農在生產力上有巨大的差異. 在脫離舊封建制度之際, 土地往往集中在在少數貴族或地主手上, 因此土地重新分配是必要的. 例如教科書上講的"耕者有其田"就是土地改革的政策之一. 然而要從原本的地主手上拿走土地所有權 , 重新分配到農民手上, 勢必會遭受重重阻礙, 稍有不慎, 就會讓"土地改革"成為空洞的口號. 以菲律賓為例, 由於執政者本身就擁有大量土地, 因此土地改革的法律處處是漏洞, 例如在土地改革前, 沒有進行任何官方可靠的土地丈量; 政府強制購買僅限於那些被宣布為"土地改革區"的特定地點; 允許地主以農業企業的股權授與佃農, 而不損及土地所有權, 然而地主可以高估農業企業的費用, 使股東只能獲得極低的報酬; 即使農民極為努力的耕作, 卻發現農物採購(例如地主開設的糖廠)被壟斷, 投入的資金無法回收, 在負債累累的情況下, 只能把土地回租或成為債權人的抵押品, 再一次淪為佃農. 以此為例, 我們可以了解小農不僅需要土地, 還包括低利貸款(讓農民可以購買種子, 添購農具, 不致於在一開始就背負巨額債務), 農業技術研究與轉移, 公正公開, 多重管道的農作物銷售, 這些都是土地改革的一環, 需要國家公權力的支持. 

       製造業和貿易是驅動經濟成長的第二階段, 國家通常透過保護與補貼的方式對製造企業提供養份, 在企業家學習製造出具有競爭力的產品之前, 這些措施為他們提供成長的空間. 不幸的是, 伴隨保護與補貼的, 是一種眾所皆知的風險"尋租": 企業家集中精力去獲取國家保護和補貼, 而無暇顧及經濟發展所需的技術進步和競爭力, 他們還將大量資金轉投至房地產市場, 導致國家發展資金日漸枯竭. 政府需以現實主義的態度對待企業家, 不應懇求企業家心甘情願追求某種較高的道德層次, 而是要利用他們對財富無止盡的追求來操控他們, 迫使企業家去實現國家的發展目標. 政府有幾個干預的方法, 第一是實行"出口規訓": 國家持續對接受補貼與市場保護的國內製造業者進行國際銷售額的檢核, 藉由出口表現, 國家可以得知所扶持的企業是否朝全球標準趨進, 可以面對全球競爭. 第二是藉由國家主導金融機構, 決定資金流向, 藉由撤回資金或停止生產執照, 清除失敗的企業. 第三是由政府進行集體議價, 通常方式是以獲准進入在地市場, 來迫使外國廠商轉讓技術或是降低技術售價. 現代經濟學家往往高喊自由市場與全球化, 然而保護主義卻是產業升級的必要條件. 唯有落後國家在取得與優勢國家同等競爭能力的情況下, 才有真正的自由貿易. 在97年亞洲金融海嘯發生之後,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介入泰國, 印尼等國金融政策, 強迫追求"總體經濟穩定", 指低負債, 低赤字, 低通膨的狀態. 然而工業學習需要長期投入巨額資金, 如果一國舉債是為了實現工業化目標, 這就像借錢上大學, 所背負的債務是否可取, 就靠技術進步與否來衡量. 韓國的發展過程中, 中央銀行直接聽命於政府, 對受到政府青睞的項目放貸, 即使每年高達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通膨率也不停歇, 成功培養出三星與現代等國際大公司. 台灣有獨立的中央銀行, 常年維持低通膨與高儲蓄率, 對於私人公司例如宏碁與宏達電, 沒有給予與韓國同等程度的出口補貼與金融支持, 結果使其技術競爭力與規模逐漸萎縮, 對於規模最大的國有企業又沒有施加足夠的出口規訓, 任其依賴與外國合資獲取技術, 沒有培養起自主技術研發能力, 工業化成果不如韓國. 而東南亞過早放寬金融管制, 僅使資金流向具有投機色彩, 以房地產為主的短期投資領域, 對於國家發展目標毫無貢獻. 


       書的最後一章探討中國, 在"大躍進"時代, 徹底失敗的集體農業之後, 中國政府縮小公社規模, 轉變成家庭農業, 產量大為提升. 然而由於中國農民沒有屬於自己的土地, 所以經濟發展的第二階段與其他國家不同, 並非於富裕起來的農民啟動, 而是由國家發動, 將農田直接轉為商業用地, 遺留下來的後遺症是巨大的城鄉差距. 朱融基在93年發起國有企業改革, 成果不俗, 使這些企業的全球競爭力越來越強. 幾個隱憂是: 中國國有企業在國際間銷售的產品要嘛需要國家採購, 不然就是需要國家批准. 因此向已開發國家出售產品, 可能因為國家安全考量屈於弱勢. 另外中國在何種程度上已有自行研發能力, 或僅是在複製他國技術, 目前仍是霧裡看花. 以高鐵為例, 中國鐵道部主任坦誠, 中國高鐵之所以比外國技術供應商所造的列車還快, 是因為中國鐵道部批准的安全容忍值比德國或日本營運商低了許多, 中國目前還沒有任何技術創新能讓列車以更快的速度行駛. 另外, 國有企業缺乏在消費者終端市場所需的靈活度, 而中國政府對私營企業沒有相等程度的貸款補助與政策保護, 使私營企業可能缺乏現金對前期虧本的產品進行長期投資, 掌握其關鍵技術, 或是產品的銷售管道, 就像台灣私營企業一樣 , 落入微笑曲線的底端, 利潤受到擠壓. 目前中國銀行皆國有化, 因此在貸款的優先順序上皆遵循國家指示, 近年來中國政府利用銀行貸款支撐經濟成長, 如同當年的韓國, 問題是, 隨著國家日益富裕, 經濟成長率開始放緩, 這意味政府無法像過去那樣, 指望經濟成長來降低債務與經濟規模的比例, 政府對金融系統的掌控力無可避免的會越來越低, 我們要關注的是, 在金融管制的機會之窗關閉之前, 中國的工業化能走得多遠, 目前撼動世界的不是中國發展技術的原創性, 而是它的規模. 而中國異常扭曲的政治發展一定會為社會帶來摩擦, 目前中國政府已投入越來越多的維穩資金, 終將拖累經濟.(真希望我有生之年能夠看到中國政府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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